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如今的深圳已三十而立，虽然改革的动力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公民社会的渴望
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今天，深圳当然还有更多可以发挥自身特色的空间和机遇，尤其是在推动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命题上，深圳几乎可以当仁不让。因为深圳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一股公民社会的力量，改变了深圳的社会面貌和结构，也改变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和价值体系。这也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
在深圳，年收入介于10万元人民币到6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层。据深圳房地产界估计，深圳富有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200万。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
在近年激烈的社会转型中，深圳的中产阶层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无论从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从横向的城市之间对比，深圳崛起的中产阶层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的公民意识，也即深圳人的纳税人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在国内城市中非常突出，如李红光为了向深圳两会提交建议，就曾自费在报纸上做广告。从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到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深圳人关注对象从私领域逐步转向公领域，显示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
（二）新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肯定为主导，既不同于传统的功成名就，也不单纯地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来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的经济概念，深圳企业不简单追求企业规模上最大，也不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也而是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自己在行业内的标杆地位和话语地位，如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虽然不是行业老大，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四）新的生活风尚，在新的价值观念下，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为内在充实，不但多姿多彩，而且也积极健康，如深圳自助游和自主探险的“驴友”保守估计有数十万人，他们在网上自己组织，不但让个人充实，而且同时进行环保宣传、扶贫支教等活动。其他如车友、虎友、狗友等，在深圳也各自形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生活圈子。
遗憾的是，深圳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意识到，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则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深圳当局不但不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变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日益澎湃的社会力，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如果来自上层的决策，能够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失去的拐杖
在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上，深圳不能再犹豫。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拥有蓬勃生长的公民力量，深圳的改革还在寻求什么拐杖呢？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多次提到“体制改革”，希望深圳在制度创新上作出新的贡献。当时《羊城晚报》报道指出，温家宝指示特区还要“特”下去，特区特别要大力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按中央的要求搞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
深圳市民也对深圳迈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寄予厚望，期待深圳藉此开创新的特区时代。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不但缺少一个邓小平似的改革权威，而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的相对下降，没有可以信赖的拐杖，成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顾虑。
近年来深圳一直希望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且在2005年第一个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但结果却是上海浦东新区最先获得批准，其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第二家，而至今深圳也没看到希望。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9月视察深圳时说得非常明确：“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言外之意，作为特区，深圳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事实上，深圳二十多年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的体现。难道是深圳人不能意识到这点？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不难理解，深圳对自己进行改革不自信，而是希望从中央获得各领域改革的明确授权，其目的一则为改革增加权威，二则化解改革失败的风险。
如果不能启动真正的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它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在未来改革的方向上，无论是深圳上下，还是深圳内外，目前还远远未达成共识。2010年6月，一部名为《喉舌》的纪录片在香港获得国际大奖，但在深圳几乎无人知道。纪录片讲述了深圳媒体人、文化人对一个宽松体制的渴望，但深圳在意识形态上令人窒息的氛围，使得体制内上与下激烈碰撞，官方论述与民间话语各行其道，改革的共识在深圳难以达成。
官方论述的深圳改革史恢弘壮阔，而民间市井对梁湘这样的“蔬菜市长”念念不忘。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深圳对于改革和改革者也选择性纪念。深圳市评选三十年三十人的活动中，对深圳改革居功甚伟的梁湘等人竟然没进入候选名单。前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策动者和推手，他在80年代曾说：没有梁湘，就没有深圳改革的今天。但是直到今天，梁湘的骨灰还留在广州，不能实现归葬梧桐山的愿望；梁湘的雕像仍被弃置于吉田墓地石料场，而离墓地不远的烈士陵园中却有许宗衡外甥的石雕像……
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避之不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不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避重就轻……人们难以看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希望，而自下而上的力量仍在打压中顽强地生长。
深圳，改革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相关知识：
（责任编辑：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