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如今的深圳已三十而立，虽然改革的动力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市场机制：无形的手
深圳华强北的商业发展传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九十年代中，华强北一带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中华自行车、飞亚达手表、华强三洋、赛格、京华电子等制造业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纪初，华强北却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华强北的电子产品价格甚至影响到全球电子元器件的行情。华强北从上步工业区向商贸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简单加工业从关内向关外迁移，华强北一带的厂房闲置下来后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利用。除了电子商品外，万佳超市在华强北的开业，也带动了华强北日用品市场的兴旺发达，销售额媲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
华强北的这种飞跃式转型不见于政府的规划和计划，而是市场“无形的手”在推动。在一般人眼中，华强北是中国“山寨之都”，是山寨模式的滥觞之地和发展中心，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寨模式”虽有争议，但却是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模仿”“抄袭”来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机理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除了华强北之外，水贝的黄金珠宝加工业、大芬的油画村等，在市场机制下都自然形成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产业规模。对于所在的区级政府来说，这些产业的形成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都开始作为地方支柱产业大力扶持，大芬的油画村近年还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最为完善，市场机制也最为灵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这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有相似之处，一个雨水、阳光充足的地区，各种植物都会努力求生存、争发展，如果有大石头等障碍物压着，只可能使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更为曲折，一旦搬开石头，这些植物马上恢复蓬勃生长。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深圳就是率先搬开了石头的那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先天禀赋也很不错——有沿海的地理优势，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深圳这里内生的增长动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业不但迅速形成规模，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包括香港、东莞等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断复制扩张，各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珠三角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是深圳内生力量的扩张效应或带动效应，也是深圳过去三十年成为内地学习模仿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深圳这种市场作用和内生动力，像自然界丛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有着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过，众所周知，深圳的改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屡次出现反复，但是只要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的内生动力就一直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88年深圳突破宪法规定，率先进行土地拍卖，这种自下而上的突破最终推动自上而下的改变，其后不久中国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
因此，有人说，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话其实不准确，确切的说，中国的各种改革应该是搬走石头的过程，其中深圳和中国沿海地区搬得早一点，搬得快一点。
经济体制改革：有心无力
搬石头搬到现在，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石头都搬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顽石”了，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成为改革的瓶颈所在；要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等。
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前几年，深圳在金融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和试验，至少可以得到中央层面的默认甚至支持。例如在八十年代梁湘在深圳就提出发行特区货币，与港币和人民币对接，在特区内使用和流通，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表示支持，而且特区货币都已经印出来了，但是因为一些突发因素，特区货币最终束之高阁，未在市面上流通。不知道深圳市的博物馆有没有收藏一张尚未流通的特区货币，我想，这些货币应该是讲述深圳改革的最好见证者。尽管特区货币没有成功，但是深圳当时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创下纪录的。
深圳更能显示特区之“特”的特点是，有些改革中央没有批准，深圳也抢着动起来了。1990年深圳、上海都在筹备证券交易所，当时中央之批准了上海交易所于年底开业，时任上海市长更在纽约公开宣布，但是当时的深圳却抢在上海之前让证券交易所开锣……这也就是深圳“没拿准生证就生了孩子”的一个经典案例。
到了21世纪，深圳的改革都希望拿到“准生证”，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生下来从另一个方面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社会面扩大、改革进入深层次有关，在这个层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哪里能走就走哪里，现在盘子大了，需要科学决策、规范进行，将改革的风险损失控制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已经没有了突破性改革的空间，即使有，意义也不大，也就是示范效应减弱，其他地方可能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情况采取另一套做法。
改革的意义不大，但是风险仍不小，尤其是改革出了纰漏之后的政治责任更难以承受。八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初的深圳改革先锋，从梁湘、袁庚到李灏，最后都因改革中的纰漏黯然下台。1992年8月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舞弊事件，导致十万股民聚集在深南大道示威，砸汽车、摩托车并与武警发生冲突，包围了市委市政府到次日凌晨，市领导只能从后院翻墙出来……抽签表事件在深圳金融史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事，对深圳后来的改革具有微妙的影响。事后深圳市领导向中央作了深刻检讨，市委书记李灏黯然下台，市长郑良玉被调走。相比之下，1995年2月23日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导致中央最后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影响可谓深远，至今未消，但是最后上海市的领导却没有承担什么责任。
因此，有人认为，虽是特区，深圳与上海的地位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深圳改革出了差错是吃不了兜着走，上海那边却没啥事的。以此而论，越到后期，深圳改革的风险收益比越高，改革者的动力自然越小。尤其在近十几年（甚至再往后十几年）深圳经济发展很好，不必搞什么大的动作都可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何必去搞什么有风险的改革呢？还不如修修路，搞搞形象工程来得简单又实在！
回到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没有中央层面的许可，深圳如何能动起来？以前深圳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深圳的战略意义显着下降，金融领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试权都纷纷转移到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准上海洋山港率先试点包括银行、期货、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人民银行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碳金融试点，等等。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首批城市选择了深圳、上海、广州和东莞，第二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因应形势需要，深圳并未显得有何特别。因此，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深圳显得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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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