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如今的深圳已三十而立，虽然改革的动力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错失转型机遇
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改革机会，在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相关的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变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缓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十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也因此揭露了深圳在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诸多问题。然而在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为打工者维权的重庆执业律师周立太“驱逐出境”。从1996年以来，周立太和他的同伴们办理了四千六百多个工人维权案件，其中一千多件是工伤赔偿案件，一次次改写了深圳工伤赔付的标准。是他，让深圳打工妹的一双手价值从11万元增加到342万元，创造了国内最高的工伤赔偿标准。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最终被驱逐出境。而那个时候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富士康接连两次宣布加薪，幅度甚至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反映的都是“效率优先”。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像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
尽管如此，深圳经济发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毕竟深圳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但是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正在丧失。一是人才优势，十几年来深圳不仅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还呈负增长，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深圳白领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了。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2007年广州媒体《深圳，你抛弃谁》的报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领打工者的去留选择。
第二个正在丧失的优势是深圳高端服务业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际，一直在深圳举办的观澜湖高尔夫国际赛事移师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开始举办帆船赛等国际赛事，而这些运动正是在深圳率先发站起来的，但现在海南借“国际旅游岛”的东风，后来居上。在深圳找不到机会，就向深圳之外发展，这是市场内生力量的本能选择。有人说这是转移，有人说这是扩张，也有人说这是复制，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2007年11月《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企业大举外迁，是深圳本地优势丧失的一个反映。最近的加薪潮以及深圳扩关对中小企业造成冲击，深圳又面临新一波的企业外迁潮。这是淘汰低端落后产业，还是深圳创业环境的恶化？
虽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门口，但是在短期（两三年）内深圳的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都还会纠结在一起，但从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来看，真正能够推动深圳生活向前迈进的还在于深圳的民间社会，在于深圳民间对公民社会的渴望，这也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
相关知识：
（责任编辑：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