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如今的深圳已三十而立，虽然改革的动力已死，但变革的力量犹存
深圳改革的两翼
三十年来，在深圳的改革过程中，有两种力量自始至终贯穿其中，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力，一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深圳改革的成功，是两种力量协调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就像两只翅膀，推动深圳经济起飞，创造深圳神话般崛起的奇迹。1997年，邓小平病逝，深圳顿失恃怙，深圳改革的拐杖自此丧失。而2000年以来，对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和力量，深圳充满疑虑和恐惧，甚至不惜打压，自残般地折断了另一个翅膀。
对于深圳的主政者来说，既然是特区，改革就不能回避，但如何妥当改革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不同，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授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九十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
即使是扛着尚方宝剑，八十年代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从改革伊始到九十年代初，无论好坏，无论成败，围绕深圳的改革就不断出现各种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深圳的主政者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不过在每次重大争议的关口，最终都有改革的最高权威来为深圳说话——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曾两次肯定深圳的改革成就，尤其是在南方讲话中以三个“有利于”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于深圳特区和改革的性质也就不再有争论，保证了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进行。从这个意义来讲，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邓小平在深圳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之神圣，就是这样确立的。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一言九鼎，使深圳前十几年的改革有了自上而下的权杖，深圳改革的争议越大，这种作用就越明显。
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一方面，不能意识到改革内涵上的转变，深圳在九十年代后期逐渐丧失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后面的改革也就越来越困难。
更严重的是，失去自上而下的拐杖，也让深圳改革的另一只翅膀失去支撑——对于自下而上的声音和力量，深圳缺少来自上层的权威性认可，也就不能从历史高度去把握，疑虑，恐惧，最终扼杀……
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回溯深圳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主流宣传，还是民间评论，对深圳三十年成就的总结，都强调来自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给予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但与此同时，来自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也是深圳改革成功的主要因素。
二十一世纪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识到深圳在一系列优势丧失之后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困境，试图在政策层面继续得到中央的支持。这包括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请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就是人们简称的“新特区”），以及近年向中央申请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等等可以进行改革和创新的 “帽子”。
从改革的逻辑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特区，进行各种改革和创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帽子”吗？事实上，2005年深圳隆重纪念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即已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来就可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从现实的体制背景和改革风险来考虑，深圳需要的不仅仅是戴一顶顶改革“帽子”，而是希望从上面获得改革的“拐杖”。正是这种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过程，都无法回避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
这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自然在深圳传奇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忽略了深圳发展过程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会内在的变革力量，也即自然而然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这种内在的生存发展动力，在深圳过往三十年中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已经创造了无数个深圳奇迹，但是却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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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艳）
